朔州秧歌戏的发展成长
朔州大秧歌形成于清初，是由踢鼓秧歌和小秧歌的衍变而成的。朔县地处边塞，民风尚武，各大村寨都设有专门教练武术的“武场”。为了增加娱乐性，练武者腰配花鼓，击奏发声，使拳术逐渐舞蹈化，于是产生了踢鼓秧歌。踢鼓秧歌场地较大，有集体欢舞和各种复杂队形的变换，以舞见长，为群众乐见。小秧歌是两三个人表演的带有简单情节的歌舞小戏，以民歌演唱为主，以歌赢人，群众喜闻。每年一入冬，传习踢鼓秧歌的“武坊”和教练小秧歌的“文坊”往往集结在一起进行排练；来年正月、二月和入夏后的六、七月演出时，又往往结伴而行。久而久之，文武两坊就合二为一，组成“秧歌坊”。两种表演方式也相互渗透、融合壮大，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完备的表演形式，既载歌载舞“土摊秧歌”。朔州马邑·赵氏家志至雍正年间，朔州大秧歌已在当地十分盛行，据《朔州马邑·赵氏家志》记载：“雍正六年，希富四十始有男，许愿：周岁为送女娘娘唱愿戏。时有秧歌戏为六月六淋生戏，于正日日场‘巧女翻舌’；终，将戏班请于奶奶庙唱‘祝愿’、‘刘婆送子’、‘拾金’”。乾隆时期，是我国各地方戏曲勃兴乱弹的繁盛时期，朔州大秧歌在百戏杂陈，众芳争胜的环境中，撷众家精粹以自养，逐渐成长起来。这一时期的演出剧目突破了“三小耍耍戏”，出现了整本大戏，甚至连台本戏，如《李达闹店》、《老少换妻》、《梁山伯下山》、《三贤》、《三复生》等。随着演出剧目的变化，行当也在不断增多。在小生、小旦、小丑“三小门”的基础上，发展了须生、花脸、青衣“三大门”。在音乐上，从曲子体发展形成了兼有板腔和曲子的声腔系统。表演也在不断完善，将从原来踢鼓秧歌中带来的一些表演动作比如说“拉山子”、“四锤子”逐渐规范化，发展成为戏曲表演程式。乐队分了文武场，每场四人，分操不同乐器，比初期两把呼胡（正、反弦）一支笛子的音乐表现力有所增强。新的发展时期解放后，朔州大秧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。三十年来，新秀迭起，高手辈出。五十年代有周元（须生），唱腔圆润，韵味淳厚。六十年代有白俊英（工青衣），口劲好，吐字清，唱念俱见功夫。八十年代后起之秀侯启，属丑行，表演朴实无华，谑而不俗。在行当上新增了武生、刀马旦、武二花脸、武丑。唱腔方面，创立了新腔“黄牛调”、“改良二性”。乐队伴奏方面，尝试补进琵琶、二胡、大提琴、扬琴和部分铜管乐。
朔州秧歌戏的戏曲组织
土摊秧歌可以组织较大规模的队伍于街巷做“过街”演出，也可以登门入室做“进院”演出。“过街”演出时多是变化队形的大场面，“进院”多是在锣鼓声中唱一些应时应景的祝贺性的“喜歌”。逐渐土摊秧歌出现了一些有简单故事情节的固定剧目，有《割红缎》、《打酸枣》、《买鹅梨》、《拉老汉》、《备马出征》、《单凤朝阳》、《双挂印》等。音乐上逐渐走向专曲专用，形成固定的曲子。在表演上也积累下诸如“戴宗三亮式”、“腾空旋风”、“大小控步”、“一字四品步”、“兔儿旋窝”等固定程式。清朝初年，随着土摊秧歌的发展和创新，各村各地涌现出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秧歌艺人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——“攒合班子”出现了，这种班社把有名望的秧歌艺人聚合起来，用鼓板按节，丝竹随腔，离开土摊，登上舞台。经过漫长历史孕育，朔州土地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戏曲剧种——大秧歌。朔州市秧歌剧团朔州市秧歌剧团很多，其中最有名的是1956年成立的朔县大秧歌剧团（今朔城区大秧歌剧团），是朔州市唯一的专业文艺团体。剧团的代表剧目《泥窑》曾在1990年进京，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，获得较高评价，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。地方文化就是地方品牌，朔州大秧歌是朔州市独具优势的文化资源，应当在充分的挖掘、利用和保护朔州大秧歌的同时，使朔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